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                 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答案

遵义

　　

解析：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扩展知识

遵义会议

01 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条件已经具备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初征严重受挫，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红军何去何从，未来行军方向，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危急关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暂时避免了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

在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作出转变战略方向的重大决策，红军继续挥戈西指，再一次赢得主动。

针对一些人依然坚持进军湘西的错误观点，“跨年”的猴场会议重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红军胜利抢渡乌江天险，进入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自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同志等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同时，红军攻占遵义后，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时不我待，千钧一发。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召开的。

02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在一栋中西合璧的二层临街小楼召开。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红军攻占遵义后，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战）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缺席5人，其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尚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洛甫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重大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

03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动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瞬间：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这一重大转变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结果。

正如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所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围绕实现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链条。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贯彻提供了保证。从此，红军犹如惊涛骇浪中的航船，渐渐地拨正了破浪前进的航向。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党心归一、军心归一，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伟大舵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高超的预见力洞察力、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对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这一切，恰如朱德同志的诗句所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04 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殊为不易。

这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毛泽东同志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逐步认识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典范。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娴熟，以及他认识、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革命规律的高超能力。

然而，在遵义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充分地为大多数领导人所了解和认识，更是受到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排斥。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才逐步为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

遵义会议，是确立正确路线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伟大开端。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05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我们党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昭示：形成一个成熟的、在党内外有高度威望的领袖集团，对于确保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前，我们党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开始，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调研组一行同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同志作了深入交流。谌贻琴同志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焕然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前进道路上，继续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我们要从遵义会议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史鉴今，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06 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确立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同样一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但在遵义会议后犹如新生，变得生龙活虎，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条革命新路。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自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把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这标志着党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义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所指出的，党“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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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广东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