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不知政治之本原……而仅摭拾泰西(欧洲)皮毛,汲流忘源,遂及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李鸿章晚年着着失败,皆由于是”。梁启超这样说的实质是
A.批判李鸿章卖国投降可耻行径
B.要求资产阶级维新派掌握政权
C.要求光绪帝罢免李鸿章的官职
D.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主张

　　

　　正确答案

写于光绪27年（1901年）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解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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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广东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