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考面试热点：疏解“低端人口”的一些误区(3)

　　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区域间资源配置政策的矛盾

　　在过去30年间，大量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吸引了最多的人口转移，占比从1982年的5.23%提高到2005年的22.37%，转移到长江三角洲的占比也从11.27%提高到20.58。12 从中国287个地市级城市2000到2010的人口普查数据中计算出了移居人口数据。从移民的空间分布来看，2000年之后，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或直辖市)仍然是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

　　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在2003年前后，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被作为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主要体现在对东南沿海区和环渤海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加强限制。

　　都市圈的集聚发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

　　现代经济增长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着接近国际市场，而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则意味着接近国内市场，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也就是说，不能人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与上述经济规律相悖的是，地方政府盲目做大本地人口，以推进城镇化的名义，规划新建了为数众多的新城新区。新城新区建设数量过多，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过现实。截止2013 年2月底，中国在建新区达105个， 按面积划分，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新区19 个，500-1000平方公里的新区10个，100- 500平方公里的新区约40个。国家发改委统计，如果把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加起来达34亿。

　　与新区的辽阔面积形成对比的是，新建城区的人口数量偏少，远低于规划人口。新区人口规模偏小，直接制约了交通、水电、信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导致已建成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下。很多新城区的过度建设导致城市缺乏足够的人口和产业进行消化，从而出现类似“空城”、“鬼城”的现象。

　　新城建设往往是与产业园遍地开花的现象相伴随的。现在，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产业园，大量产业园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每个地方都在发展工业，甚至出现产业的雷同和重复建设。在相邻市，甚至同一个市的内部，都普遍地出现产业的重复建设， 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相互拆台。

　　城市的盲目扩张导致人口和土地的集聚远远落后于经济活动的集聚。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间的经济活动集聚度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而人口(无论是城市的总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集聚程度均提高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对于建设用地实施指标规划管理，并且禁止开展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和地区之间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因此，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严重脱节的现象。

　　在1990至2006年期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每年7.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56%，两者相差3.21个百分点。如果将城市样本再进一步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只有在东部城市的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相关不多，在中部，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而在西部，这一比率接近3倍。

　　当前城市化路径的社会经济后果影响

　　上述的这些政策误区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首先，政府试图使用行政指令分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尝试导致了扭曲及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并进一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效率。中国中西部地区依靠政府负债支持的粗放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城市中大量非户籍人口的存在也带来了一定社会隐患。同时，由于不合理的城市化政策，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和城市间收入差距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显著缩小。

　　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集聚趋势仍在继续，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

　　另一方面，政府明显加强了通过行政手段引导资源向中西部流动的政策措施，在2003年前后形成了政策上的拐点。虽然这些平衡区域发展的政策确实实现了区域经济总量的收敛，但是，这是以劳动力未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和要素价格扭曲为前提的，其代价则是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并将对当前的区域平衡政策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

　　事实上，行政配置资源的政策效果却并不强，从每一年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数量占比在2003年后并没有减少，这一比重从2003年的73.2%变为2007年的74.1%。这说中西部偏向的政策并没有使得企业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发生逆转。

　　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从就业角度来看，中西部的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效应却不强。

　　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

　　在大约2004年之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中西部省份的GD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省份。但是，如果仅有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而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又依赖政府的投入，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借了大量举债投资，但却没有带来同步的经济增长，使得债务负担越来越重。不管是从城投债发债的支数还是规模来讲，中西部省份所占的比重近些年来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在2012年，这两个比重均已经超过50%。而中西部省份在2011年全国GDP中占有41.5%。

关键词阅读： 国家公务员面试 广东公务员考试 国家公务员考试

（编辑：广东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