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5

　　国家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预测所专家指出：我们在2013年对一千五百余项技术进行的一次调研表明，我国领先的技术195项，并行技术355项，跟踪技术599项，通过梳理进口的100项高技术产品，结合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现状，我国面临的主要短板集中在制造、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产业层面，日韩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比例约为1：3，高的领域达到1：8，他们在引进时更注重消化吸收，我国引进和消化吸收比例为3：1，引进为主，消化吸收不足;评价体系方面，创新的质量、创新在经济中的贡献导向不足;项目形成方面，技术评价、专利分析等对项目形成前的深入分析不足。

　　汤姆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上，大都是日美欧企业，2014～2016年我国仅有一家企业入围。同时，我国始终处于技术贸易逆差状态，每年技术进出口逆差额超过100亿美元。尽管近些年我国企业消化吸收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足，缺乏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不仅如此，我国企业大多以引进消化吸收、技术集成等渐进和改进式创新为主，突破性、颠覆性创新较少。

　　目前发达国家基本形成比较合理的人才结构体系，如美国30～50岁的人员约占其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人员的60%，30岁以下人员约占15%。而我国的科技人员队伍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迅速壮大起来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中30岁以下的比重高达62%。从科技产出看，虽然我国SCI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是论文被引次数仅居第8位，10年篇均被引用次数仅为5.87次，与世界平均10.57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早已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由国外企业持有的专利数量仍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近三分之一被“三资”企业所拥有;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10家企业中，内资企业仅占一半。在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规模大幅攀升而欢呼之时，应更关注隐藏在这些科技统计指标里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改善科技投入产出的结构远比扩大科技投入产出规模难得多。

　　多数大学和科研机构按事业单位管理，工资收入参照公务员管理，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较大，而科研人员创业失败后缺乏保障，缺少安全感。此外，对于激发公立研究机构人才创新创业的股权激励政策，因缺少可执行的细则，科研人员创新价值得不到充分认可，创新精神也就难以充分发挥。

　　材料6

　　有学者指出，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它在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十分关键，只重视“有用之用”，而无视“无用之用”，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数学家举过一个例子：双曲线的发现最初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发现了它可以应用于行星运行轨道的计算，这一“无用之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载人航天、量子通信、深海探测等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涌现，这些都发轫于相关领域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美国学者瓦·布什在二战末期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就明确指出，美国的高等院校应该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联邦政府要把约2/3基础研究资助用于高等院校。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从2014年至2018年初，先后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及15家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在审判中进行一系列探索，着力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专业化水平和法官业务能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能力不断提升，为权利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保护途径。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多部门、跨区域的知识产权联合执法与协作机制，以及跨境合作机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侵权预防机制得到发展。随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增加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调解、仲裁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被引入知识产权纠纷的化解之中，取得了良好保护成效。

　　中科院某院士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迅速，学术产出和影响力提升，可角逐国际大奖的成果逐渐开始出现，呈现从数量到质量同步发展的趋势。对我国来讲，基础研究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也有可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短板。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支出总量很大，但深入分析发现，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人占比仅有5.2%，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达到15%～20%的水平。而且，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人中占比达90%以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会承担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部分责任，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至少会达到20%。2017年6月，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材料7

　　一场基于城市的科技创新“空间革命”正悄悄进行。在创新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进人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创新时代。创新资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破组织、地域、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有关研究机构提出城市竞争力涉及300个可变性指标，其中10%与创新有关，令人关注的是，这一占比已经比过去翻了一倍，可见其直接的创新要素在城市发展的权重不断加大。瑞典某专家认为：全球GDP的50%由全球300个最大的创新集群创造，城市占比不断增加。

　　位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南部海港区历史上曾是美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借助美国工业革命的东风一度蓬勃发展，但20世纪中期开始的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让海港区乃至整个波士顿陷人持续的衰退。21世纪伊始，波土顿另辟蹊径，为自己打造了“创意之城”这张城市竞争力的王牌。这里创造着影响美国和世界的思想与知识，更吸引、聚集着生产这些思想和知识的顶尖人才。2016年，著名媒体彭博社将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列为全美创新能力最强的州，海港区通过以“创新区战略”为引领的机制设计实现了转型，成为了创新中心。

　　波士顿创新区，是美国第一个官方成立的创新区，介于洛根国际机场和海运码头之间，区域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波士顿创新区是名副其实的米克斯(Mix)社区，该类型社区的最大特点是混合多元。波士顿社区的多样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产业的混合、功能的混合以及角色的混合。而这三个层面的混合是波士顿创新区蓬勃发展的根源，也是波士顿创新模式的体现，更是海港区续写未来创新篇章的支撑。在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理念指导下，波士顿由原先的生物医药中心演化成为全面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波士顿创新区不仅仅是创新人才工作的产业园区，还是创意阶层生活、社交的全天候社区。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角色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三方紧密配合，多元参与城市的决策、建设，建立了一个包容性、互惠性城市运营管理机制。

　　材料8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作为全国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上海在新时代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上海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和重要载体，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大趋势，进一步贯彻执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通过集聚社会优质资源、加强市场化运作实现创新创业环境的优化配置及综合改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要素集聚、功能整合、人才发展、提质增效上，正在向成为“科创中心的中心”目标迈进，向引领和服务市科创中心建设转型升级。近几年，张江示范区“一区22园”的体制结构不断优化，其中包括了超百家的园中园，总占地面积531平方公里，分布于上海16个区，形成了“一核三带多园点”的梯度布局。

　　张江示范区注重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与孵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据统计，张江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人4.69万亿，其中工业总产值1.44万亿，利税6230.54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5.6万件，世界领先、国内首创的新技术、新产品达到数千个。张江示范区区域内汇集科技型企业7万余家，各类上市公司593家。其中，在纽交所、纳斯达克、新加坡等境外上市公司数量为34家，在香港上市公司数量为24家;在沪深主板上市91家，在中小板上市12家，在创业板上市22家，在新三板和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分别为301和109家。从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传媒、医药、综合、机械、电子元器件、房地产、商贸零售、通信等行业。

（编辑：华图教育）